为帮女死刑犯免死，帮助其怀孕，行为人应负什么法律责任?

　　案情简介

　　严某（女），年方三十五，长相俊秀，凭着好的工作嫌挣钱少，干起了贩卖妇女儿童的行当。短短五年时间，采取抢夺、哄骗、盗窃等方式，贩卖妇女儿童共计二十多名，使二十个家庭妻离子散。2016年一次贩卖儿童时，为防止孩子在火车上哭闹，给孩子服用了安眠药，因剂量过大，导致孩子死亡。2017年7月份盗窃婴儿时，被当场发现并抓获。后被法院以贩卖妇女儿童罪与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后经二审维持原判，最高法核准死刑后，在即将执行死刑的前几天，发现严某怀孕了，最终被依法改判为无期徒刑。经查，看守所工作人员黄某见严某颇有姿色，多次与其发生性关系，并接受严某事成后给予巨额报酬的承诺，导致严某怀孕。

　　这样一起案件，实践中并不多见，但有几起类似的原形。近些年来，公安司法机关科学管理、依法管理、文明管理，类似的案件已经不再发生。笔者在此，想借此案例，阐明我国刑法上一个重要制度及行为人最终应负的法律责任。以下笔者结合案例，根据刑法相关规定，展开讨论，如有不当，敬请指正。

　　严某从死刑犯改判为无期徒刑的法律根据

　　《刑法》第四十九条【死刑适用对象的限制】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，不适用死刑。

　　根据刑法规定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，不适用死刑当然也不能适用死刑缓期执行（以下简称死缓），死缓不是我国刑法独立的刑种，只是死刑执行制度。后来，司法解释将审判时扩大解释为执行时，即只要执行死刑日前发生被判处死刑的妇女怀孕了，甚至怀孕后又流产，都不再执行死刑，应依法改判为无期徒刑。

　　本案中，严某在羁押期间导致情孕，执行死刑前发现其已经情孕，因此，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，不能再对其执行死刑，只能依法改判为无期徒刑。

　　黄某涉嫌强奸罪

　　《刑法》第二百三十六条【强奸罪】以暴力、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　　强奸罪是指采取暴力、胁迫或其他手段，违背妇女意志，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行为，该罪侵犯的法益是妇女性的自已决定权。

　　强奸罪中的暴力、胁迫或其他手段与违背妇女意志为表里关系，即行为人采取暴力、胁迫或其他手段，压制妇女时，必然违背妇女意志；违背妇女意志时，行人为肯定采取了暴力、胁迫或其他手段。传统意义的强奸，行为人一般对被害妇女采取暴力殴打、以恶害相通告或趁妇女醉酒等，趁被害妇女不敢反抗、不能反抗或不知反抗时，与其发生性关系。

　　本案中，基于被羁押人严某所处的特殊环境，无论黄某和严某发生性关系时，是否采取暴力强制手段，完全可以评价为强奸罪中的胁迫或其他手段，即使表面上看起来严某完全处于自愿，甚至想达到免死的目的。因此，本案中，黄某涉嫌强奸罪。

　　黄某涉嫌受贿罪

　　《刑法》第三百八十五条【受贿罪】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索取他人财物的，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，是受贿罪。

　　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，本案侵犯的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不可收买性。

　　通说认为，只要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，事后或将来收取他人财物的，仍成立受贿罪，因此，这样的行为侵犯了刑法保护的法益，即行为人以自已的行为表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是可以收买的。

　　因此，本案中，黄某的行为涉嫌受贿罪。

　　结语：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，扩大至执行时，甚至怀孕又流产的妇女均不得适用死刑，彰显法律对母性的人文关怀，繁衍生息是人类延续的必须，母性恰恰是其中最重要一环，人们尊重生命，就应该尊重母性的生育，因此，法律对于怀孕妇女，甚至流产的妇女，即使罪责再大，也给予生的希望，也是法律文明的体现。本案中，黄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，知法犯法，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，对黄某按强奸罪与受贿罪，两罪并罚。黄某可能涉嫌循私枉法罪，笔者为此不赘。